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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脚下的泥土中寻求真知——晏阳初的学习观管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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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者:苗勇

  晏阳初(1890年—1990年),别名晏遇春,四川巴中人,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特聘顾问,中国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先驱,与陶行知并称为中国平民教育的“南陶北晏”,与梁漱溟、卢作孚三人并称为“民国乡建三杰”,与爱因斯坦一起被美国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评为“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”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后,晏阳初担任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等要职,将他在中国定县探索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经验推向世界。他的足迹遍布第三世界绝大多数国家,以自己的理念与思想改变了上亿贫苦民众的命运,被誉为“世界平民教育之父”。著有《平民教育的真义》《农村运动的使命》《告人民语》(与赛珍珠合著)等著作。晏阳初毕生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事业,形成了简单实用、便于推广的教育方法,向实践要真知、在实干中造福的乡村改造道路,提出了“知行合一”、“学以致用”的实用主义学习观。这种学习观及其实现途径,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。

  开智济世 强民救国

  晏阳初一生尊崇“民为邦本,本固邦宁”的传统思想。他结合儒家的民本思想、基督的普世思想,同时受到了乡村苦力们的深刻影响,提出了“除文盲,作新民”的新思想、“人人皆可以为尧舜”的主张、人民有“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”。他认为只有民强才能国强,强民才能救国。他一生都矢志以平民教育启迪民智,以自己的言行唤醒民众,以“不流血”的方式达致强民救国的伟大目标。他为此而秉心直行,终生不悔。

  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,与他的出身与成长经历有关。晏阳初出生于四川巴中的书香世家,自幼跟随身为塾师的父亲熟读孔孟。14岁又入阆中天道学堂接受西学,17岁到成都华美学堂进行系统的西学训练。蜀道自古难行,多有凶禽猛兽,在动辄数日数月跋山涉水的求学路上,他常与那些苦难的“背二哥”(挑夫)为伍,所以他从少年时代开始,就深入中国的苦力世界,深感苦力们之劳苦。在阆中天道学堂求学时,受到以“谋勇俱绝”著称的满清第一名将杨遇春影响,自行改名“晏遇春”,要救万民于水火。1913年,他考入香港圣保罗书院(香港大学前身),后又进入美国耶鲁大学读书。在行万里路中,他见了万里风物,同时也有万民之困苦,同时深感祖国积弱积贫,在耶鲁主修政治经济学,立志改变祖国面貌。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,他密切关注时局的变化。在耶鲁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天,他就以教育秘书的身份,奔赴法国战场,为华工当翻译、写书信,教那些目不识丁的华工识字读报,并编写出版《华工周报》。某一天,他收到一位华工来信:“你自办报以来,天下事我都知道了,但你的报太便宜,恐怕以后不久会关门,我愿把战争中存下的三百六十五个法郎捐给你办报。”晏阳初读信后深受触动,并于此发现了“苦力”的“力”,让他久埋心中的济世理想找到了突破口,立志一生不当官、不发财,献身于开发民智,以达成从小立下的“民有”、“民治”、“民享”的救世目标。开智济世,强民救国,这就是晏阳初学习观的主要内容,也是他人生观中的重要思想。

  简单实用 自成体系

  “古之学者为已,今之学者为人”(孔子语)。晏阳初从小就崇尚惟实惟用,一切言行都特别贴近生活。他说:“我所学所做都是围绕着更好的让广大平民开启民智、造就新民而展开”。他从日常生活以及报刊杂志中,挑选出最为常见的汉字,编成《平民千字课》,作为平民教育的教材。从不识字的人只要每日学习两小时,连续学习四个月,就可以达到读书写信看报的水平。

  你是人

  我是人

  不分贫与富

  不分尊与卑

  同是中国人

  人人该平等

  是不分贫与富、卑尊同

  中国该平等

  这就是他所编教材中的内容,简明易懂,琅琅上口。孔子认为天下所有的人,不分地域、贫富、老少、贤愚,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,正是所谓“有教无类”。晏阳初把这种教育思想提升到涉及到所有平民的革命性高度,以普遍性的方式开启了中国当时的民智运动。他将所有未受过教育的底层平民作为对象,无论是工人、农民还是贩夫、走卒,不分男女老幼和年龄大小,只要他们愿意学习,都可以随时随地参加免费的学习。

  晏阳初特别注重一个人当有系统学习的观念,只要有组织有系统的学习,就可以收到实效。他从回到中国的那一天开始,就立志将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打造成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。晏阳初的教育思想,可以简单地归纳为:“一大发现”——脑矿、“两大发明”——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、“三大方式”——学校式、社会式、家庭式、“四大教育”——文艺、生计、卫生、公民,“五个结合”——与实际生活、理论与实践、科学与农村实际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、个人与集体的结合 ,“六大建设”——政治、教育、经济、自卫、卫生和礼俗。他在深入调研、统计分析认为“贫”、“愚”、“弱”、“私”是民众主要毛病,所以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让普通民众识字,再系统地实施“四大教育”:以文艺教育攻愚,培养知识力;以生计教育攻穷,培养生产力;以卫生教育攻弱,培养强健力;以公民教育攻私,培养团结力。通过实施四大教育,从而开启民智,造就新民。在河北定县试验时,他专门创办了适宜农民阅读的《农民周报》,打造了流动图书馆,搭建了农民剧台,开办了最早的农村广播电台,这些在中国都是史无前例的创举。一种学习思想与教育思想是不是可行,特别是自成体系的思想是不是具有可操作性,成为了是否可以取得成效的关键。晏阳初的教育思想是博大精深的,同时又是简明易学的,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,所以在中国和世界各国都可以推广,并取得了特别明显的效果。

  言传身教 以人化人

  “君子欲纳于言,而敏于行”(孔子语)。晏阳初特别重视向实践学习、向民众学习,他说:“要想‘化农民’,就必须‘农民化’”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:“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,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,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”(《什么是教育》)坐而论道,不如起而行之。晏阳初当年携碧眼金发的妻子许雅丽和尚在襁褓中的婴儿,毅然离开北京,带领一大群有志知识分子走出书斋,来到定县进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实验。他们住农民房、穿农民衣、吃农民饭,与农民打成一片。他们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,虚心地向农民学习,甘当小学生。为拉近情感,从不抽烟的他,拿起呛人的旱烟管,猛吸几口,并说“味道不错”。在这十多年里,他以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创办了一个“人类社会实验室”,用实际行动践行了“化农民”就须“农民化”的重要理念。

  “以身教者从,以言教者讼”。晏阳初始终以“人”为航标,相信人的尊严和价值及其重要意义。他在定县农村改良动植物品种,由平教会亲自引种试种,让农民自行择优选择优良品种,收到了良好的效果。他举办了多个实验农场,改良当地的猪种和鸡种;他还推广良种,防治病虫害,科学养猪、养鸡、养蜂,组织农民自助社、合作社,开展信用、购买、生产、运输等经济活动,进行多种多样的“生计训练”。同时,他会慢慢让农民自己进行组织——不是被救,而是自救;不是被教,而是自教;不是带给农民知识,而是让农民慢慢地有所认知。晏阳初说:“我们下去不是救农民,一方面我们要向农民学习,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们并不知道;另一方面,也是让农民自己去救自己,使自己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完善的人”。言传身教,以人化人,以具有境界的自我为标志,同时也让他们自身成长和发展,既具有外在的压力,也有内在的动力,在他们身上实现强大的造血功能,所以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

  兼收并蓄 去旧创新

  晏阳初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,同时接受了西学的熏陶。他称自己是“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”。

  晏阳初崇尚创造,学习西学,却并不迷信西学。在《“平民”的公民教育之我见》中,认为教育要适合各自国家的情况,“有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,亦当有我国所特有的公民教育,方能适应我国的需要。要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,非有实地的、彻底的研究不可”。他并不反对外国优秀的东西,但主张对本国历史文化环境务必彻底研究,求得公民教育的根据;对于外国东西亦可引为参考,以期适应世界的潮流。

  “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概念不足以概括我的思想与事业。”他说。美国曾经系统地引进“定县经验”,有效地降低了文盲率。自鸦片战争开始,西方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教育、科学等多方面思想汹涌而来,中国成为了一个接受者,是西方“小学生”。而晏阳初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的实践,则揭开了中国经验反向传播的序幕。在如何对待中外文化和思想传统的问题上,兼收并蓄,去旧创新,成为了晏阳初的重要思想主张。他不仅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,并且一直都做得相当的出色。一百多年以来,有的人主张全盘西化,有的人主张自我封闭,而晏阳初中西兼融的主张,不仅是相当实用的,同时也是特别科学的。

  晏阳初具有很强的使命感和救世观,他一生所服务的是世界上最让人忽略的底层劳苦大众。他所主张的学在于用,以用提升学,始终将自己的所学和治学,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高度统一起来。晏阳初的教育思想和学习观念,已经跨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,跨越了种族和阶层的界限,达到了一个人类和世界的高度,成为了20世纪早期和中期“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”的重要实践者。

  (本文作者:苗勇,系《晏阳初》一书的作者,知名作家,四川省总工会副主席)